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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股的企业当中，没有一家农牧行业的国外收入有新希望（000876.SZ）这么高。
“快周转、低毛利”是农牧行业的特点，本身就高度内卷的产业更倾向于“出海”，今年“出海”成为行业高频词。
新希望的“出海”历史更早，25年前就走入越南。新希望六和董事长刘畅最早的海外工作经历就是去越南卖饲料。
从0到1的过程都很困难，但刘畅的回答很谦逊，“一直以来都挺幸运，在越南都比较顺”。对于“出海”，她认为企业首先要想好——“要做一个什么样的生意人？”
毕竟农牧业是一个“快周转，低毛利”的行业，不可以赌，不可以一时赚快钱，赚大钱。
然而，农牧业也有周期，一轮猪周期曾让新希望的资产负债表承压。修复资产负债表的过程有些时日，刘畅很感谢团队的付出。但她不给自己打分，这也是她的成长：从笃信个人英雄到相信团队。
10月28日下午，新希望北京总部，在接受《每日经济新闻》（以下简称NBD）记者正式采访前，一个小问题是“用哪个房间采访”。要么这个会议室窗帘背景太乱，另一个则凳子太矮，采访前5分钟才敲定采访地点。
以前不会遇到这种情况，新希望在望京SOHO曾经至少有两层楼。去年，“最漫长的猪周期”让养猪出现全行业亏损。“寒冬”中，新希望将办公室压缩成一层楼。一边是刘畅的办公室，尽头的另一边是刘永好的办公室。
她现在的头发比年初要长一点，周期低谷时的“咔嚓”一下是要传递果敢、决断信号。如今养猪产业过了“寒冬”，这类带符号学意义的行为也没那么必要了。
采访从新希望“出海”越南说起。今年，恰逢新希望“出海”25周年，刘畅前不久还特地去了一趟越南平福省的猪场。
拆解新希望近年的营收结构可以发现，“出海”业务是一条新的增长曲线年，公司国外收入翻倍——从2019年的90.95亿元（占比11.08%），增长至2023年的200.79亿元。今年上半年，该数字为100.06亿元（占比20.18%）。
年报显示，2023年A股有87家上市公司的境外收入超过200亿元，新希望是唯一一家来自农牧业的上市公司。
要知道，在新希望埃及公司刚创立的时候，员工想吃中国的蔬菜，只能自己开荒种。
但在这次采访中，刘畅没有提太多“出海”要吃的苦，她一直在强调：“出海”前，要想好做一个什么样的生意人？
刘畅：“出海”这个话题特别火，我今天还翻到朋友圈中讲一个中资企业“出海”。大家都在谈“出海”，我想可能是遇到消费和供应链的瓶颈。
我觉得“出海”这件事情回归到本质来讲，它跟出去的时间没有直接关系，还是跟能力和要做什么样的企业有关。我自己觉得任何一家“出海”企业，先要想好“你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企业？”
基于自身的“出海”经历，我们总结了一些经验：第一，我们去的国家都比较认可中国文化。第二，绝大多数的地方同中国的时差差别不大。第三，寻找人口红利——强劲的人口增长带来动物蛋白需求红利。我们的产业围绕蛋白质的转化展开，实现本地取材、本地生产、本地用工、本地销售。
我们跟其他全球化企业不一样，我们不是在本地加工完了就拿走，不是特别去利用某一个地方或某一个要素的红利。
农牧业是一个“快周转、低毛利”的行业，因此不可以赌，也不可以总想着赚快钱，赚大钱，我们需要长期经营。
这个生意，就好像你是什么样的身材，再量体裁衣来做选择。所以，我们一直说，要有爱，要维护周围的一个生态链，要做长久的生意，这是我们生意的本质。
刘畅：我觉得我们是比较幸运，是比较顺的。第一家工厂是在越南，我们发现有大量的年轻人想要到工厂里学习产业化经验。我们吸收了一大批很能干的年轻人，那个时候就像20年前国内的情况，大量满怀热情的人想要投入产业当中。因此我觉得我们是踩到了正确的时间点，吸纳了相当一批有冲劲并渴望产业知识的年轻人。
企业“出海”不是今年的新词，前几年的讨论频率就很高。过去两年，刘畅在北大的老师周其仁马不停蹄地去东南亚调研中资企业“出海”的情况。他用美的集团、申洲国际、巨石集团、传音控股等多个制造业企业的案例讲述一个逻辑：在全球市场网络里选择合适节点，敢于也善于在更宽处布局，是在极不确定环境下企业突围的一条可选路径。
与制造业企业不同的是，中国养猪业的“出海”步子要慢一点。但在2024年，养猪业谈得比较多的一个关键词是“出海”。除前几年就在越南投资养猪的新希望外，牧原股份（002714.SZ）今年也公告了和BAF越南农业股份公司的合作。
“出海”参与国际化竞争，在一个极不确定环境下，刘畅认为仍然无法回避比较优势的本质。
刘畅：对于我们来说，我觉得中国人对于规模化养殖的比较优势是：更了解亚洲农村情况和农村的供应链分布。相比欧洲或者美国企业，我们更明白在亚洲环境下的猪肉链条当中，如何做好父母代以及商品代环节养殖。加上本身文化更相近，新希望去得又比较早，因此我们能够输出相当多在本地成熟的管理人员，管理就能够更有力度。养猪最核心的就是流程管理和应急处理，我想这是我们的比较优势。
NBD：越南养猪行业呈现规模化、集中度提高的趋势，前十大规模化养猪企业有泰国、韩国公司。同样是亚洲国家的养猪企业，新希望怎么和它们竞争？
刘畅：新希望去得更早一些，所以我们在那里的管理人员沉淀得比较多。我们的品牌沉淀得也比较久。要找工作时，一说到新希望，大家都知道且都很信任（新希望）。加上我们在国内广东和广西也有很多的布局，它们（同越南的地理版图）其实非常接近，因此气候、供应链和饮食习惯也都非常相近。
NBD：我了解到新希望在越南采取的养殖模式是以自繁自养居多，这似乎和公司在国内的养殖模式不一样？
刘畅：每一个区域有它客观的地理条件和资源禀赋，我们在中国也是北方地区自养比例更高一点，南方地区和农户合作相对多一点。最终还是看综合成本和综合效率。在越南，我们是“两条腿一起走”，有饲料产业优势和管理人员输出的基础。一开始就把这部分夯实，确保流程和标准都非常有把握，再决定后面按什么样的模式（进行）。这是走一步，看一步。
NBD：从综合成本看，越南养殖的优势是饲料原料成本相对较低，以及适宜养猪的温度。其他大企业也会看到这些优势，会不会又来“卷”？
刘畅：毕竟越南有土地和养殖条件。随着新企业的不断进入，越南的比较优势或者说资源稀缺性会慢慢降低。我们在越南的养殖也是走一步，看一步，不会一下子扩太大的规模。毕竟养殖非常重人工、重管理，我觉得跨国企业要抓自己的比较优势，而不是一味扩规模。
NBD：新希望已经成为一家跨国企业，在国内外养殖水平方面，您认为新希望以及中国的养殖业还存在哪些差距？
刘畅：中国可能对于种猪的生产，在未来会有一定优势。过去，中国不太具备育种的能力，是因为散户养殖较多，基因育种的能力没有被整合和培育过。现在，中国规模化养殖占比已经相当高，且分布在不同的温度带。样本量非常丰富，也很多样化。经过几代以后，整个育种体系就逐渐能够自供了。
随着猪产业规模化率的不断提升，有人离场有人加码，此消彼长是猪周期过程中的内生变化。
这种内生变化的周期性波动，在产业发展上升期与衰退期交替出现。猪周期波动的极致则是2019—2020年的暴利与2021—2023年的亏损。
极值的两端，一端是暴利的诱惑，另一端是亏损带来的对不确定性的恐慌。猪周期对产业的洗牌足够深刻，曾经的龙头的债务重整轮番上演，这是刘畅从未经历过的“百年不遇”。
在“百年不遇”的周期之中，刘畅正在修复新希望的资产负债表。修复的部分含义是降成本，过程则很残酷。
一个是在新希望内部推行“战时”文化，一方面强调业绩为王，有人能上，有人要下。另一方面强调求实、团结，回到经营本质，人人挖掘利润池，同时还要割除大公司内部的“腐肉”，“要强力地反腐败”。
现在，刘畅对修复资产负债表的阶段性结果感到满意。但她把这一切归功于员工，归功于他们的责任心、爱心与公心。
对于员工，刘畅很感恩；对于自己，她说：“我真不觉得是我自己有什么英明决策。”
刘畅：周期的本质是现在生产和未来出栏的价格有一个时间差，这个时间差有不同的参与者。他们对未来价格有自己的判断，涌入或者撤出带来供给的价格反差，周期永远会存在。经历的周期特别大，是因为正常的周期上面又叠加了百年不遇的疾病。大量能繁母猪变化带来集体去产能和增产能，这符合规律。但是我们确实需要花更长的时间来消化它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有很多的学习和成长。
第一个，我觉得在任何的周期中，要把控好自己的基础能力，特别是养殖的基础能力，把控好关键节点。然后是不要急，这可能是最重要的事情。
第二个，企业要有综合能力，比如我们和亚行的合作，这类长期资本能够在困难的时候做逆周期行为。我想，穿越周期得有一个最基础的盈利指标和多方面的健康度。
NBD：对新希望而言，猪价涨到最高时，有没有暴利的诱惑？猪价跌到低谷时，有没有感受到恐惧？
刘畅：猪价是很难判断准的，如果太过于关注猪价，人很容易会慌。现在大家的一个共识就是降成本，对新希望来讲，成本下降是未来的着力点。每个企业有每个企业的情况：有的企业可能就是腐败，内外勾结；有的企业是在疫病防控上面有大漏风口；有的企业可能是内部人员水平不行。对于我们来说，去年这一年有猪场整体通风改造、队伍认知的拉齐，以及强力地去反腐败。我觉得这些事情可以从数据上面看，结果还是不错的。
刘畅：要持续，一直坚持做，养猪一直就是这些事儿。第一，因为要跟农户、经销商、猪贩子等多个主体打交道，利益要非常“清”。第二，防控的日渐优化，今天可能发现了某种病毒，我们能够通过新的消毒方式克服掉。明天在另外一个地方，我们又能够去发现另外一种方式可以消灭病毒。我们要不停地去发现新的漏风点，然后找到场景不停试验，试验成功后再推广，所以你没有办法说下一个阶段是什么，我们在整个流程当中发现一个点，试验一个点，然后实践一个点。
NBD：年初，您提到修复新希望的资产负债表，现在大半年过去了，给自己打多少分？
刘畅：我不给自己打分，我给团队打分，很高分，我认为大家非常棒。在过去这一年，还是有很多成果，他们创造了很多我们以前没有的新认知并解决问题。我觉得这是比较牛的地方。
我们过去的规模化养殖，更多学习欧美的成熟经验。但非洲猪瘟等疾病大面积降临时，谁都不知道在本地会以什么样的路径去传播？我们自己要去摸索，如何长期和病毒共存并克服它、阻断它。从无到有，这需要超强的责任心。
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团队，大家真的非常爱这家公司。我真不觉得是我自己有什么英明决策。
一些优秀的养猪纵队当中沉淀了优秀管理者，他们真的是“当公司的事就是自己的事”，冲在前面，发现问题，解决问题。我经常都能听到，比如说我们今天发现某种病毒，在北方零下五度的消毒方式无效。就要换新的方法，又要去试验，这些都是特别细小的东西。在养猪方面，说起我们的团队，我真的是很感动。我觉得养猪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，需要人都很正，有一颗公心去爱这个企业。同样也需要企业给这些员工们提供公平、公正、可发展的机会。
NBD：修复本身会有阵痛，可能会有员工抱怨。整个行业最困难的阶段，您怎么去化解悲观预期？
刘畅：没有什么化解不化解的，我们就是用胜利来引导，用战功来引导。有人往上冲，有人可能跟不上，大家比学赶帮超，而不是说要有谁来安慰你。我们建立一个非常公正的激励办法，该上的上，该下都下。每个月进行评比，不同片区有不同的考核要点和指标，灵活调配。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有一个好的正向氛围。
刘畅：从第一年的战绩上讲，个人是满意的。我觉得大家真的是在奉献，包括每个部门和每个同事都在做奉献。
采访到了这里，采访提纲上的问题只剩两个：一个关于人，另一个关于人的数字化。
刘畅希望的“修复”，是一个多面、持久且深刻的过程。她希望消除农业经济结构的根本症结——信息不对称。
消除信息不对称的一部分工作是新希望的数字化。2024年，新希望对现有猪场进行了一定的改造升级，利用互联网、数字化等进一步提升养殖水平。
但数字化是有生命力的，这个行业是跟生命打交道，她说：“我不认为养殖彻底的无人化就一定是最好的。”
刘畅：我觉得资产的修复是一方面，修复应该是多方面的。我们希望未来能够给大家呈现一个能持续、可预期、可信赖、看得清的农业专业化上市公司。在外界看来，农牧行业有很高的信息不对称性，正是因为信息不对称，大家在进行资产配置时，农牧业被认为“相对稳定、长期利润很低”。我希望打破这种信息不对称，这本身也是一个公众公司可以逐步完善的。
刘畅：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，这个没有办法一下子说清楚，我们逐步要去做这件事情。
刘畅：数字化一定会改变产业，但是我觉得它的落地和成规模运用没有那么快。首先，我想它在我们的育种、扩繁、育肥等很多环节已经用起来了。但养殖整个产业链上的环节非常多，差异化也比较大，所以它的流程、动作非常多样化，完全标准化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
我们也投资了一些机器人公司，不管是饲料还是养猪，它们都在做一些“灯塔工程”。我想成熟一个就运作一个。我们要找到有共性的企业，有已经运作稳定的流程，再把它固化。如果说本身环境和经验都不够稳定的话，我想这件事情可能就做得太早了。比如说我们的清粪机器人，我们现在用得很好，包括我们的环控系统，就是通过风流、湿度、温度，对养殖环境进行测控以及记录，这些都逐渐数字化了。
刘畅：什么叫作理想化的？是无人化吗？我不觉得，也不认为养殖彻底无人化就一定是最好的，因为这个行业它是跟生命打交道的，它真的跟观察情绪、环境很有关系。
处理（猪）应急问题，就和一个医生一样：它这一秒钟肚子痛或者腹胀，是得病了，还是吃错了东西？这些都要依靠经验判断。现在远距离的机器人手术都还没有运用得这么充分，所以不一定说每个环节人都被替代就是最好的。
我们觉得，人机配合可能是最好的。行业里每一家都在做数字化，大家都会很关注这一块，我们在这一块是花了挺大力气的，而且我跟我父亲有很多精力都在看这种技术方面的新东西，我们会不停尝试。
2023年6月，刘畅在贵州与团队一起讨论设备的数字化改造 图片来源：公司提供
“您作为‘80后’接手新希望，经历这么多，您现在认为的企业家精神是什么？”
这个问题的设计源于她之前在承泽园的谈话，她特别羡慕前一代企业家们追求梦想的精神，敢于游过大海。而她们这一代人面临的环境没有那么多的新机遇，不是每个人都能再有那么大的梦想和激情，“该怎么办？”
首先，刘畅认为企业家精神是一个宏大的话题。其次她纠正了“接手”这个词，认为这个词不是那么恰当，“我觉得首先是参与、浸泡、学习、感受，现在最大的感悟是：我觉得一件事要一群人，然后一起做，那么就会容易一点。可能‘80后’‘90后’，在我们成长的环境更笃信个人英雄主义。但是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要一群人，有同样的信念，有同样的认知，一起走才能更容易做成一件事”。
刘畅说：“我不知道别人的（企业家面临的挑战）是什么挑战，这个线后’是有很多责任，可能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故事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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